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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黨專政」與領土淪失 ——從釣魚台危機看「一黨專政」的禍害

2010年10月8日 发表评论

「一黨專政」與領土淪失 /程翔

——從釣魚台危機看「一黨專政」的禍害

【明報專訊】釣魚台危機表面上已經逐步平息下來,在危機中,我們固然應該譴責日本侵略我國領土,但危機過後我們更應該反思,什麼原因造成今天的被動局面?反思的結果,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一黨專政」造成領土淪失的嚴重禍害。

國民黨一錯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美國與蘇聯就有意把中國的固有屬國琉球(即今日的日本沖繩縣)交還中國。1943年底的開羅會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曾對蔣介石提及琉球問題。根據美國的記錄概要,11月23日,當時「羅斯福總統提及琉球群島問題並數次詢問中國是否要求該群島,蔣介石答稱,將很願意同美國共同佔領琉球,並根據一個國際組織的託管制度,與美國共同管理該地」。 [1]

另外,在1944年1月白宮會議的備忘錄中,羅斯福也提到「史達林很熟悉琉球的歷史,他完全同意該群島屬於且應該返歸中國,而且日本控制下的所有島嶼的行政權力應該歸給聯合國」。 [2]

從美國這兩份外交檔來看,當時美蘇的共識是準備把琉球群島交還給中國的。如果那時國民黨蔣介石能夠以民族利益為重,因勢利導地接受美蘇這個安排,則琉球固然早已回歸祖國,而今天困擾國人的所謂釣魚台問題亦永遠不會發生。

事實上,當時國內要求收回琉球群島的呼聲也很高。1942年6月22日,美國駐華公使克拉倫斯.高斯(Clarence E.Gauss)在致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的電報中表示,中國的《大公報》刊文要求其政府在戰後將琉球從日本脫離開來,並向外交部亞東司呼籲收回琉球群島 [3]。美國公使只列舉《大公報》,但事實上提出這一要求的人遠不止此。 [4]

可惜的是,蔣介石當年所急於解決的是共產黨崛起所引起的內患問題。為了爭取美蘇兩國支持國民黨而不支持共產黨,蔣介石竟然做出兩個非常錯誤的決定﹕為求美國援助,居然放棄由美國主動提出的收回琉球群島的建議,改而主張中美共管琉球。與此同時為爭取蘇聯不支持中共,竟然答允外蒙古獨立。 [5]

這一事例讓我們看得很清楚,國民黨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不惜拿領土來作交易。當時反對外蒙獨立、反對不收回琉球的人很多,無奈在「一黨專政」下,人民無權過問、無權反對。這是「一黨專政」導致領土淪失的一個典型例子。

共產黨再錯

中共在1990年代與俄羅斯簽署的邊界條約,也提供另一個典型例子。

1991年5月16日,中蘇簽署了《中蘇國界東段協定》。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繼承了該協定。1994年9月3日,兩國又簽署了《中俄國界西段協定》。接又於1994年4月26日簽署《中哈國界協定》、1996年7月4日簽署《中吉國界協定》、1999年8月13日簽署《中塔國界協定》。這些新條約簽署後,中共報章大肆宣傳,說這些條約如何妥善地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

事實是這樣的嗎?所謂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事實是中共主動放棄對固有領土的索還。

中共在簽署這些新條約時,無視中國和蘇聯之間早在1924年已經達成協議,規定蘇聯歸還沙俄時代從中國掠走的土地。

1924年中華民國與蘇聯正式建交時,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協定的第三條說﹕

「兩締約國政府同意……將中國政府與前俄帝國政府所訂立之一切公約、條約、協定、議定書及合同等項概行廢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則,暨1919與1920兩年蘇聯政府各宣言之精神,重訂條約、協約、協定等項。」 [6]

所謂1919及1920的宣言,兩者均表示「俄國政府廢除以前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沙皇條約,並將沙皇政府和俄國資產階級用強力奪取和佔有的中國人民的一切,全部交還中國人民」。

由於兩國之間從未宣布廢除這一協定,因此兩國之間任何關於領土問題的新條約的談判,理論上應該以1924年兩國的建交公報為基礎進行談判,而不應該以邊界的現狀(即1987年談判開始時的邊界線)作為談判的基礎。以前者(1924年建交公報)作為談判基礎,中國最少理論上可以追討沙俄年代被掠奪的領土,以後者(1987年邊界現狀)為基礎的談判,其結果必然是以表面上平等的新條約來合法化舊的不平等條約所強加給中國的損失,這是簡單的邏輯。

可惜的是,在「一黨專政」下,對這件涉及160萬平方公里領土(超過40個台灣)的大事,人民卻無法與聞其事,更遑論反對。據筆者訪查,中共在整個談判過程中,從來都沒有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報告過,也沒有交給這個所謂的最高權力機關討論過,直到要批准條約時,才交給人大的常委會例行公事地通過。中國很多知名的邊界問題專家,都是在新條約通過後才知道的。

筆者明白,從政治現實看,要追討回這些領土是不太可能的,因為這樣可能要開啟戰端。但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是﹕領土是全體國民所共有,不是一黨的私產。中共憑什麼可以在未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甚至未經中共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並同意的情下就由政治局20多人決定不追討本來蘇聯已經答應歸還的領土?

所以「一黨專政」的禍害,不但會侵犯個人權利,更會導致全民族領土的淪失。從琉球、蒙古、釣魚台(半淪失),以及北方領土等的遭遇,我們還能夠不猛醒過來嗎?

[1]見“Roosevelt-Chiang dinner meeting”(1943/11/23),FRUS,1943,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1961,P.324

[2]見“Minutes of a meeting of the Pacific war Council”(1944/01/12),FRUS,1943,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GPO,1961,PP.869-870

[3]見“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942/06/22),FRUS,1942,China,GPO,1956,P.732

[4]可參見:王建民、王桂生、陳光輝編﹕《對日和約國內各方意見輯要》(領土組)(1947年7月-10月),《審議會秘書處資料組資料彙編第一輯》,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與日本和約國內各方意見輯要》,18/761

[5]外蒙獨立問題比較複雜,這裏無法深入討論

[6] 指《1919年7月25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人民委員會致中國人民和中國南北政府的宣言》及《1920年9月27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部致中國外交部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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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私募业的“红色贵族”

2010年10月7日 发表评论

来源:金融时报中文
信息:原文在金融时报中文发表后不久被删除,转载文曾在天涯百度贴吧等地被删除

英国《金融时报》 记者联合报道 2010-04-15

在中国新兴的私募股权行业,新天域资本(New Horizon Capital)是最具影响力和最为成功的一家公司。该公司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拥有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瑞银(UBS)以及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Temasek)等诸多投资方。但光看其北京总部办公室,你是无论如何也猜不到这些的。

这家公司位于金宝大厦(Golden Treasure Tower)——一座靠近中国传统皇权中心紫禁城的一座普普通通的建筑里。在大厦的大堂里找不到该公司的标识牌。只有来到大楼第12层,看到门内一块小小 的牌子上用中文写着“新天域成长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你才会意识到这就是它那简朴的办公室。

这家公司并不需要奢华的办公室,因为它拥有中国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温云松(Winston Wen)。这位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 business school)的MBA,行事低调,长相酷似其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温云松和新天域是新一代更为强势的“太子党”(中共高干子弟)中的领军人物。这些太子党在中国本土迅猛发展的私募股权行业占据着主导地位,通过重组国有资产和为私企提供融资赚取巨额利润。

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私募股权交易总额高达36亿美元,占亚太地区此类交易总额的三分之一。但业内人士表示,潜在市场规模要大得 多。

据业内人士透露,太子党的权势,正使包括外国公司在内的关系不够“硬”的参与者们受到排挤。这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原因有二。首先,私募基金可以为经济现代化,以及为资本匮乏、但前景良好的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发挥重要作用。但唯有整个行业以一种专 业、充满竞争的方式运行时,这些益处才能成为现实。

其次,一些当权者担心,太子党在私募业的主导地位,会加剧公众对中共高层内裙带之风和治理不善的不满。在一个缺乏民主体制下民选机制的不透明的威权体制内,这种担忧很难被驱散。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不久前进行的一次在线民意调查显示,91%的被调查者相信,所有富有家族都有着政治背景。

在接受人民网的采访时,前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表示,官员子女及亲属快速增长的财富“是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李金华因在1998至2008年间担任高级反腐 官员而广受尊崇。他在采访中表示,“从现在揭露的很多案件都可以看出来,很多腐败问题都是通过子女、通过亲属反映出来的。”

许多精英人士的子女都在西方接受过教育,过去15年中,他们当中很多人被西方公司和银行聘用——这些公司希望借此敲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赢得国有企业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承销权。大多数外国投资者都清楚,聘请党内高层的亲属担任顾问或雇员,有助于冲破官僚体制的阻挠和地方利益集团的阻力。

但现如今,这些机构和投资者都在竞相投资于那些一度为自己打工的太子党们创设的私募股权基金。“以前,这些有‘背景’的人的最佳选择是去高薪的西方投行, 但现在经济实力已发生了转变,”一位因话题敏感而要求匿名的业内人士表示。“现在他们跟那些外国人说,‘嘿,现在我说了算,手头什么单子都有——所以你们 把钱给我,我自己来投资,还要分到大头’。”

私募行业著名的太子党包括李瑞环之子李振智(George Li)。他拥有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的MBA学位,曾先后就职于美林(Merrill Lynch)和瑞银(UBS)。李瑞环曾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2003年间担任中国高层领导人。据知情人士透露,他的另一个儿子李振福(Jeffrey Li)最近辞去了诺华制药(Novartis)中国区总裁一职,开始涉足私募业。

据银行家和私募股权投资者称,Wilson Feng是党内官方排名第二的吴邦国的女婿。根据媒体报道和知情人士透露,他于两年前离开美林,成立了一家与国有核能集团有关系的基金。2006年,美林之所以能够获得中国工商银行(ICBC)在香港上市的承销权,Wilson Feng起到了关键作用。工行上市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

私募股权领域其他太子党成员包括李长春之女李彤(Li Tong)。李长春是中央政治局九大常委之一,主管宣传和媒体。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李彤目前掌管着香港中银国际(Bank of China International)旗下的一家私募股权基金,业务集中在媒体行业。毕业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的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之子 Jeffrey Zeng,也创立了一家隶属于国有金融机构的基金。

“现在是中国金融业的关键时刻,”北京一家外资银行的主管说道,“但我们非常担心,外国人及其他有才能的中国人,正在被太子党和其他背景深厚、试图主宰 (中国私募)市场的人关在门外。”

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鼓励本土私募股权行业的发展,但对批准成立基金卡得很严,投资需要在无数的政府机构中打通关节。邀请高层领导人的亲属加入管理层,可以帮助那些初创的基金克服这些障碍。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疑太子党利用父辈的政治资本来牟取个人利益,这个话题就部分导致了公众的愤懑情绪。但北京政界的内部人士指出,有两个人为野心勃勃的新一代太子党起到了表率作用,加深了公众心目中的一种观念,即金钱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

前任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Levin Zhu)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之子江绵恒,对许多外国投资者而言都不陌生。他们都曾就职于一些大型西方企业,或与之成立过合资公司。他们的父亲引导中国完成了过去二十年中最为重要的一些市场化改革,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朱云来拥有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气象学博士学位。在纽约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于上世纪90年代末回到中国,并精心策划了对中金公司(CICC)实质上的收购——摩根斯坦利持有这家合资公司约 34%的股份。

江绵恒拥有费城德雷克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电子工程学博士学位。20世纪90年代初回到上海后,外国投资者对他大献殷勤,将他视为中国最有价值的合资伙伴。目前,他控制着上 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Shanghai Alliance Investment Limited),这是一家运营上与私募基金非常类似的政府投资公司。

随着父辈自2003年起先后卸任,江绵恒和朱云来的影响力已有所减弱。但是,作为技术专家出身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子女,他们为最新一代太子党的兴起铺平 了道路。一位与很多太子党家庭有过密切交往的人士评价称:“这两位确实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一些‘红色家庭’治理这个国家是为了牟取私利。他们的行为给年轻一代开了绿灯,刺激他们走出来大胆赚钱,毫不顾及这会给党或领导层的形象带来怎样的影响。”

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表示,就管理技能或财务纪律而言,把外国人和其它竞争对手排挤出去,由太子党独霸私募股权行业,不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什么好处。

“对于太子党来说,私募股权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域,因为你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在IPO之前进入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赚上一大笔,”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表示。“这是一种轻而易举的赚钱之道,人人都愿意因为他们的关系网而支持他们。人人都心甘情愿这样做,以期博得高层领导人的好感。”

与数位私募业的太子党关系紧密的人士表示,这些高干子女们常常感到自己是逆向歧视的受害者,因为无论自己怎样聪明、或如何努力工作,公众都认定他们的成功纯粹靠的是裙带关系。但是,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私募业一些重要的掌权人士虽然的确从家庭关系中受惠,但是凭自身的资质也堪当其职。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之子刘乐飞。刘乐飞曾担任国企中国人寿(China Life Insurance)的首席投资官,管理着1万亿元人民币(合1470亿美元)的资金,现已接任国有的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Citic Private Equity Funds Management)董事长。

《金融时报》无法与文中一些当事人或其公司取得联系,而联系到的那些人也拒绝置评。

由于担心会激起公众的不满和对裙带关系的指责,有关领导人及其子女私生活和生意往来的信息,往往属于保守国家秘密法的管辖范围——这项定义模糊而覆盖面广泛的法案常常被用于迫使批评中共政权的人噤声。甚至连领导人亲属的存在通常都需要严格保密。在中国,通过互联网搜索太子党及其活动,往往受到屏蔽。

大多数太子党都生活在北京各处门禁森严的豪华社区,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拥有度假别墅。他们的配偶几乎从不出现在公共场合。在北京,一些更年轻、相对不那么谨慎的太子党可以从他们的座驾上被识别出来,他们开着挂军队或武警牌照的豪华跑车,这些牌照可以让他们无视交通规则,也不会被警察拦下。

但太子党自身也面临着两难境地。如果他们的生意过于成功或高调,即使从未受到不当交易或享有特权的具体指控,也有可能损及他们大权在握的父辈们的政治命运。

一些分析人士和业内人士预见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那些权贵家族的子孙通过私募行业来瓜分中国部分经济,牺牲者不仅有外国投资者,还包括与中共创始人有着直接血脉关系的上几代太子党。

但是,随着2012年又一次领导层大规模更迭的临近,一些分析人士表示,更为强势的年轻一代太子党的私募股权活动,可能会被政敌用作攻击其父辈的武器。

就拿温云松来说,“你肯定会猜想,如果自己的儿子在充满各种诱惑的金融部门处于如此显赫的地位,温家宝会不会因此受到某种胁迫,”史宗翰表示。“要是有人想对温云松出点阴招儿呢?”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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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大迁徙 [樊纲] 

2010年10月6日 1条评论

中国河南省有约1亿人口,数目比许多国家还多。在中国,省是仅次于国家政府的最高行政区划,其下有市、镇、乡等。然而,广东省的一个镇的人口便可能多达50甚至100万,超过许多外国城市。因此,对中国政治而言,区域问题——尤其是区域间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区域差距是由其地理环境造成的。在面积广阔的大陆国家中,包括印度和巴西,只有中国拥有小部分的海岸,但却有巨大的内陆。当人们的消费主要是粮食时,这并不成问题,因为重要的是水和土地。但在现今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社会里,交通成本可能变得日益重要,也就是说地理状况可以造成区域间的巨大不平等。

  当然,造成这些差距的还有其他原因,但地理条件却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它解释了推行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为什么能够较早和较快的发展。沿海地区的蓬勃发展,不是因为中央的“优惠”政策和更多的资源分配,是因为它们靠近海洋,而海运一直是运输资源和产品的最廉宜的方式。

  中国将来会有更多和规模更大的高科技和服务产业,它们对交通运输的依赖较小。但是,由于中国对进口资源来满足基本需求的依赖不断增加,沿海地区将继续享有运输成本上的优势。

  所以,就经济繁荣程度而言,区域差距可能不会缩小。事实上,差距往往还会扩大。西部省份甘肃的首府兰州,可能永远赶不上靠近上海的制造业基地苏州。

  沿海地区的固有优势是不可改变的,中国尝试较平衡发展的努力,体现在沿海和内陆区域在资本和劳力两个方面的双向交通。通过政府的财政分配和其他方法,资本从沿海流向内陆地区,以改进包括交通等的基础设施。这类投资可能获利不多,但却应该被视为平衡地区发展条件的“公共产品”。中国中央政府在过去10年,一直通过“西部大开发”作出这样的努力。

人口的流动能克服地理限制

  当然,单靠政府的努力不能诱使工业投资者前往中国西部,因为基础设施的开销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没有公路,就没有办法运输原料和制成品。但即使有了公路,还得支付过路费、油费、运输车队的维修保养和其他费用——而如果要出口,把产品输送到沿海口岸,可能还需要5天之久。

  另一方面的“交通”,从某些方面来看可能会更重要,即劳动力以相反方向由西向东流,推动一个国家所能取得的唯一经济平等——人均收入而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平等。一个对国内生产总值作出更多贡献,生产力和工资较高的沿海城市,会吸引更多人分享它的繁荣,直到“边际生产力”下降为止。同时,当一些人迁移到沿海区域时,内陆地区的资源就可以由较少人共享,提高他们的人均收入。

  由此可见社会流动性对促进社会平等的重要性。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国内人口迁徙,80%的人口最终会迁移到沿海地区。中国目前正经历这一过程,如果中央政府继续鼓励国内人口迁徙,区域差距的问题最终将得以解决。

  从全球来看,南北差距的问题也是如此。过去,一些人认为,只要生产要素之一如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世界就可以取得平等。但我认为其他因素也一样重要。单一因素流动性在理论上行得通,但在动态的现实世界里,如果不能迅速缩小收入差距,其他可以扩大差距的原因如地理因素,可能会发挥支配作用。这将持续乃至深化全球的不平等情况,尤其是在北方国家不愿意允许国际人口自由迁移的情况下。

  可喜的是,中国政府在2010-2015的五年规划中,提出不仅要鼓励国内地区间人口流动,还要让乡村人口更容易进入城市和安顿下来。备受争议的户口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居民注册制度)不会立即废除,但却会被逐步淘汰。

  无可否认,人口流动和城市化会引发社会矛盾,但曾经处在中国现今发展阶段的国家,都面对过这些问题。中国也同样必须克服它们。不然,它将永远处于分裂的状态。

作者是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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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家寶談政治體制改革:風雨不倒,至死方休

2010年10月6日 1条评论

溫家寶談政治體制改革:風雨不倒,至死方休

2010年10月5日明報社評

【明報專訊】總理溫家寶接受CNN訪問,談中美貿易紛爭、人民幣幣值問題,那是說給美國人聽的,做美國人的工作,並無新意;反而他坦言擔憂貪污腐敗和通脹影響國家穩定,特別是他對胡耀邦的評價、言論自由和政治體制改革,在內地被認為較敏感的議題,坦率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並且表示全力推動,風雨不倒,至死方休。中國領導人較少公開談論敏感議題,儘管溫家寶對民主、法治等概念的內涵和價值,與普世價值並不一樣;但是,溫家寶以總理身分就政治體制改革取態如此清晰,在中國領導人中也較罕見,值得期待。

溫總一再宣示未見迴響   經改成果須政治體制配合

相對於貪污腐敗而言,通脹只是經濟周期的產物。兩年前金融風暴之後,各國大灑金錢救市,中國也用了4萬億元刺激經濟,資金氾濫,特別在新興經濟體,許多已經出現不同程度的資產泡沫,通脹重臨視乎時日而已。經濟周期,潮起潮落,以中國自朱鎔基任總理以來所累積宏觀調控經驗,應該可以應付裕如,並非大患;但是貪污腐敗可以剝蝕經濟改革成果,引發人民不安,社會動盪,衝垮政權。一些國家,例如菲律賓,經濟發展本來亮麗,但是馬可斯時代的專制獨裁,造成政治腐敗,貪污成風,經濟自此一沉不起,淪為貧窮落後之國。

關於政治體制必須與經濟體制相適應,鄧小平最清楚,1980年代,他曾經一再強調「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月前,溫家寶到深圳考察時,在講話中沿鄧小平的思路和論斷,強調「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不過,在內地卻未見迴響。

溫家寶在CNN的訪問對胡耀邦的評價,在中共內部是共識,而今年4月胡耀邦逝世21周年,溫家寶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緬懷胡耀邦「密切聯繫群、關心群疾苦的優良作風和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對照目前官場貪污腐敗的景,有人解讀溫家寶的文章意在言外。未幾,溫家寶在深圳考察時大談政治體制改革,或許是反映他對政治體制未能配合,經濟改革成果可能化為烏有的憂慮。

對國情稍有認識的人,都會警覺目前中國的貪污腐敗情,與中國歷代歷朝同類情相比,不遑多讓,而以物資之豐腴,當今以權謀私貪官污吏搜括財富、中飽私囊的機會和「收穫」,更是空前的。近期,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發展研究課題組發表了《走向社會重建之路》的報告,提到中國「當今社會矛盾的『權力之惡』和『資本之惡』,根源是由於改革過程中權力、市場和社會三種力量失衡。更危險的是,『權力之惡』與『資本之惡』已經疊加在一起,形成了『權力市場經濟』。權力和資本結合而形成壟斷性的既得利益集團,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正」。

報告的描述,與許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如出一轍。當年被譽為亞洲四小龍的香港、台灣、韓國和新加坡,在經濟發展起飛時,都處於威權的專政獨裁體制,四小龍能夠擺脫「權力市場經濟」的桎梏,主要是台灣和韓國進行了相應的政治改革;新加坡的民主徒具形式,實際上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專政;香港的民主化進程雖然緩慢,但是新加坡和香港沿習英國殖民地政府引入的完善法治體系,確保了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不致遭到太離譜的扭曲。中國一黨專政,法治不彰,能否繼創造經濟奇蹟之後,再創權力轉型奇蹟,就看會否進行第五項現代化工程——政治體制現代化。

兩年前,溫家寶也曾接受CNN Fareed Zakaria的訪問,當時 Fareed Zakaria出示了溫家寶1989年陪同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與學生見面的照片,隨後問溫家寶學習了什麼教訓,溫家寶沉默幾秒鐘之後說,相信問題與中國的民主發展有關。當時溫家寶表示,中國的民主發展首先需要逐步完善選舉制度,讓權力真正屬於人民,也才能為人民服務;其次,必須改善司法系統,講求法治,並建設獨立與公正的司法制度;第三,政府必須接受人民監督,特別是新聞媒體的監督。

政改並非溫總個人的事   深圳地位特別可做試點

兩年過去了,中國的民主建設和進程可說乏善足陳,這次溫家寶再接受 Fareed Zakaria訪問,再談到這個問題時,只表述他堅持的理念,而且重申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風雨不倒,至死方休。這是十分「溫家寶模式」的憂國憂民表述,惟是實效,在可見將來,未見有突破的可能。

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當然不由溫家寶說了算,過去推動改革的人和力量,現在卻可能成為改革的阻力,或者假借改革之名謀集團利益之實。上月深圳改革開放30周年時,內地輿論曾經討論過深圳在政治體制改革再當排頭兵,但是雷聲不大,雨點也就若有若無。我們認為,深圳有先天優勢,對於「姓資姓社」有免疫力,這個特別背景,正如經濟體制改革一樣,可以為發展和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經體制作試點。總之,政治體制改革並非溫家寶一個人的事,而是歷史發展要中共和中國人民作答的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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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論:滿嘴空話謊言的溫家寶

2010年10月6日 1条评论

蘋論:滿嘴空話謊言的溫家寶
中國總理溫家寶先生的說話真是動聽,甚至有點難以抗拒的意味。可不是麼!他在接受 CNN訪問時講到了很多敏感的話題包括政治改革、民主自由、貪污腐敗等。講到政治改革時,溫先生說,沒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經濟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說到民主自由時,他認為言論自由在任何國家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訴求是不可抗拒的。說到貪腐時,這位中國政府領導表示貪污腐敗會對中國的穩定有負面影響。聽見溫家寶先生這些深奧的語詞,看見他誠懇的面容及態度,也許有些人會誤以為中國政府真的改變了,誤以為中國政府真的正在朝民主自由的道路走。實情是溫家寶先生說的只是漂亮的門面話,只是沒有實質內容的空話,只是要騙騙外國人的虛話。打從八十年代初經濟改革啟動以後,不少官員、學者以至中共高層領導都公開說經濟改革跟政治改革需要雙翼齊飛,不能只搞經改,不能只有一條腿走路。只是說的歸說的,中國的政治改革始終處於「只聞樓梯響,不見人落樓」的局面。黨領導一切的原則誰也不敢碰,各級黨委大權獨攬的情況沒有任何改變,自主的社會力量及團體完全沒有生存成長空間,志願服務團體動輒被打壓,獨立的政黨早在萌芽階段已被無情的鏟除,輿論監督則一直似有還無。可以說,中國的政治體制跟三十年前經改起步時沒有任何分別,所謂的改變不過是由強人領導變成小集團領導而已。溫家寶先生在任總理超過七年,中共專權的情況沒有絲毫改變,中國的一黨專政體制沒有任何鬆動。他說的政改要跟經改並行不是形同空話嗎?在溫總口中,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訴求是不可抗拒的,而言論自由是不可或缺的。這樣的話出自民主國家領袖的口並不出奇,甚至變得有點陳腔濫調。不過,溫家寶先生治下的政府是個專權政府,他這樣的話無疑讓人有點眼前一亮。只可惜,溫先生及中國政府在保障民主、言論自由方面只是說說而已,實際的政策及做法卻是不斷打壓人民的言論自由,不住削弱人民的民主權利。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全國各大城市數以百萬計學生、市民、工人、知識分子走上街頭,要求落實憲法賦予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北京當權者的回應是坦克、裝甲車、幾十萬大軍及血洗長安大街。劉曉波等知識分子聯署《○八憲章》,呼籲中國政府改善人權,推動政治改革;中國政府的回應是拘捕劉曉波,以莫須有的罪名重判他入獄十一年,又大肆逼迫其他聯署的學者、市民。中國人民、網民熱衷在互聯網接觸世界,發表意見,批評政府及官員處事不當;中國政府的反應是成立全世界最龐大、最厲害的「網上監察隊」,全天候二十四小時監察網上的一舉一動,隨時刪除不中聽、批評政府的言論。更重要的是,這些打壓人民自由與基本權利的做法不僅在溫家寶先生任總理前出現,他出任總理七年多以來也從未停止過;當中對互聯網及言論自由的監控審查更是有增無減。換言之,溫家寶先生的所謂保障、重視人民民主自由只是虛話、空話,沒有任何實質的行動。他真正重視的其實是保護中共手上的政權,是堅持一黨專政。在這方面溫先生跟其他中共領導人其實沒有甚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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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反华中国装聋作哑 熊猫死亡赔偿成要闻/陈维健

2010年10月5日 1条评论

“钓鱼岛撞船”,中国船长被扣,中国政府抑制民情消懈民愤,没想到东瀛那边却热闹起来了,连续二周,日本全国各大城市发起“谴责中国侵略尖阁诸岛(钓鱼岛)全国国民统一行动”,日人不但将胡锦涛,温家宝的巨幅头像喷涂在地上任人踩踏,更把中国的国旗照天而烧。游行示威中更有“中国虚报南京大屠杀”,日本与中国断交的大幅标语。这次日本反华示威声势之大行为之激烈,是中日建交以来所没有的。然而,中国政府对此竟然装聋作哑封锁新闻,各大报纸无迹可寻,只有网络媒体上引用“环球时报”,一则字不过数百的日本反华新闻。“日本右翼组织18城市发起反华游行”,而且完全没有气焰嚣张侮辱中国的内容和画面。反到是“神户大熊猫死于窒息,日赔偿中方50万美元”成了各大媒体一时的要闻。 (博讯 boxun.com)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抗议示威,为被抗议的国家消声,封杀这是国际关系中前所末有的。对于一直把中日关系当作煽动民族主义王牌的中共政权,为何这一次竟然闷声不响,反到将熊猫死亡作赔,稀土禁运解禁来消弥中日紧张。中共如此维护“中日友好”是和尚吃荤心里有数,实在是国际关系和本土政治上焦头烂额所至。以今日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内外交困的局面来说,“钓鱼岛事件”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天安舰”事件是中国外交上的滑铁卢,因中国庇护北韩造成了连锁反映,中国周边的邻国纷纷倒向美国,美国借此重返亚洲,进行“南海”“黄海”连环联合军演,使中国处在以美国为军事势力的各国包围之中。中国至此拔箭四顾,昔日的友好邻邦,皆尽数变脸成敌,只留下北韩,一个敲诈勒索的小兄弟。在本土,更是风云突变,社会的贫富对立,权贵集团肆无忌惮的掠夺所造成的冲突,使中国社会结构急剧失衡,酿成了政治危机。一方面:民间维权抗暴已有渔阳鼙鼓动地之声,体制内外民主呼声彼此起伏。另一方面,毛派极左势力携民众对权贵集团痛恨,公开号召全民起义夺权,推翻清算权贵集团,一场文革式的变天,已经逼人而来。中共权贵集团曾几何时,忘形于“父为宰相子封候,我在堂前翘起腿”的得意,沉缅于“酒色财气四垛墙,人人都往墙里藏”的醉生梦死,沉浸于大国崛起,八方来仪的世纪美梦,转眼竟然是内外交围,束手无策,到了连政权的存在都发生危机的程度。中共此时才如梦初醒,那些发明了“中国模式”,标榜“大国崛起”的精英,原来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酒囊饭袋之徒和趋炎附势的小人。呜呼哀哉之余,失声“寻找战略性的安邦定国的知识份子”,但这样的知识份子早已被他们请出体制外,关入牢笼内。

日本和中国一水相隔,说他是“恶邻世仇”也好,“睦邻友邦”也好,实在有说不清,道不白的恩怨情仇。日本文化源于中国,文字,宗教与中国有着理不清剪还乱的关系。在近代历史上睦仁天皇的“明治维新”始有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中日“甲午海战”促使大清皇朝的灭亡,有1913年孙中山亡命日本重组革命党,才有了国民政府。有1919年“巴黎和会”要求取消日本强加中国的“二十一条”,而爆发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有1937年日本侵华促使国共两党的政权变递,共产党执政中国。这一次“钓鱼岛之争”又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还尚不可知。一生一灭为一劫,中日关系,何尚不是一个推不开,逐不走的劫数。因此在内外交困之际,中共在中日关系上如履薄冰是可以想象的,不幸的是憨态可鞠的“大熊猫”成了中日关系中的政治动物,成了这次中日钓鱼岛冲突中的一个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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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压迫本国人工具

2010年10月4日 1条评论

苹果日报

 

被扣查的四名日本人三人已经被释放,另一人仍被拘留。被扣查的理由是该四名日本人擅自进入河北省某军事管理区并对军事目标进行非法录像。一方面不明白为甚么四名日本人那么容易进入军事区域?另一方面,最近因为钓鱼台事件有中国渔民被日本扣押,在这段敏感时间除了国家领导人出来告诉全国人民,中国是有骨气的民族外,同时,却又发生了四名日本人被扣押的事件。中国传媒作为党的工具,对拘留四名日本人事件大加报道,绝对是出于对撞船事件中,中国船长遭扣押的外交角力。
    如英国政治学者 William Callahan认为,中国是以强化国民的不安及国耻感来增加国民凝聚力的。而传媒便是营造国耻感的重要工具之一。
    
    运用国耻营造悲情
    
    早前,温家宝说的一句:「中国是有骨气的民族。」充份表示了中国政府运用国耻及民族自尊来营造悲情。其潜台词是「只有同气连枝、同仇敌忾对抗外敌才可保护民族尊严」。国耻式的民族主义的基础并非理性,而是一连串的自卑又自大,失控时有可能把对外不满的悲愤转化为对政权的不满,所以玩弄民族主义是危险「两刃剑」的政治游戏。
    国家拥有高效率的政治反应能力,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当中反映了国家对法律执行有很大的诠释权。法律没有清晰的定明到底何为军事机密?而在军事区域前是否有清晰的标示?四名日本人的审讯过程有甚么人知道?社会上不见有人讨论这一些问题。到底是因为民族情绪已经盖过法治精神?还是大家已视这类事情是理所当然?其实以二战思维来考虑中日关系,绝对是出于无知及愚昧。中国要崛起,除了要有「骨气」外,还需要有世界公民的视野。还有一点更重要,中国国内还要有注重民生的问题。
    
    利用外敌稳定政权
    
    中国国内强拆的新闻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自焚的个案。韩寒在博客〈保住非法字符〉说:「如果你自己还有甚么保不住的,先把自己的保住再说,不要操那么前卫的心(指钓鱼岛)。」而且表示保卫钓鱼岛事件其实是政府黑脸、白脸式的形象工程,保钓还要看领导的态度。没有错,当自己脚下的土地也保不住时,在十万八千里外的领土问题已经不再重要。
    在中央政府不能有效地去解决民生问题时,只好诉诸「更重要的外敌」问题。「外敌」到底是存在于现实还是幻想中不重要,只要大家相信,便可达到稳定政权统治的目的。原来现行民粹、国耻式的民族主义打击的对象并非日本,而是国内广大的中国人民。虽然看见了身边的人被压迫了,自己不是既得利益者,甚至也受到损害,但还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大家是在民族大义下牺牲了「小我」。因社会的旋律比个人的音调重要,尽管你发出的是生命的悲鸣。
    
    林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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